随人为时、徇外为义，是圆滑世故、投机乡愿，是德之贼。

[3]259 三 这样，通过这两个两层的拉开，牟宗三以二分的形式确立了物自身的我、现象我与认知我三个我。牟宗三说： 主体方面有此因曲折而成之两层，则存在方面亦因而有现象与物自体之分别。

由此扩大，宇宙万物亦如此。[3]221不过，这两个二层的划分是不同的：前一个两层是在存在的意义上划分的，而后一个两层是在主体的意义划分的。一说到理，良知便是客观的、普遍的及必然的，这才可成为客观义。正是以此良知本体为基础，牟宗三得以建构起其道德的形上学体系，并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阵营中的代表人物。……这独知之知是知什么呢？它是知是知非，是知它自己所决定的是非。

他说：认知我是横列的，非创造的，正是人的成就经验知识的知性之所以为有限者，……必预设主客之对立，且由其主动地施设范畴网以及对象化之活动而见，此认知主体之所以为架构的。[3]448-449 二 可见，牟宗三基本存有论之核心是作为实有体之本心、道心或真常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而且，张载还对性理学说作出自己的独特诠释，包括由先尽性而后穷理的自诚明，与先穷理而后尽性的自明诚的两种不同人格本体境界。《周易》有关对立统一的阴阳哲学，则是源于对实践活动结果的得失、吉凶忧患的反思。作为人格本体的性究竟具有什么内涵？作为客观法则的理应该如何主宰万事万物？性理学要求这一切均得通过人的实践活动。[[23]] 中国哲学具有上述主体精神、实践精神、人文精神，而性理学则是这一中国哲学精神的典型和代表。

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以乾为父，坤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

但是，从其本源上来看，不同人物之性又是统一之性的体现。[[6]] 《草庐学案·草庐精语》，《宋元学案》,卷九十二，第3038页。另一方面，性是一种太始之原的本体存在，即所谓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王弼说：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

朱熹强调性与情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他说：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23]] 《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425页。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有形上追求、哲学思辩的学术体系是玄学与理学，而玄学与理学恰恰是性理学的开拓者和完成者。

但是，性理之学又可以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宋儒建立了一个更加系统、更加精密、也更加实用的哲学体系，在这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人性论始终居于其中最核心的位置。

[[18]] 这是有关人格本体论的性理学说得以成立的宇宙论前提。[[7]]但对于一理与众理之间的关系，他主张采取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方法。

与此相关，理学也化解了精神境界上有与无的矛盾，缝合了价值体系上人文与自然的分裂。张载《西铭》一文非常典型地表达了宋儒的本体论、价值观、境界观上的这一特征。在崇本息末、执一统众、以无为本的学术宗旨下，至理与物理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紧张，体现在价值观上，就出现了自然与人文之间的紧张。一方面，玄学、理学均是性理学的建构者，他们在究天人之际时表达出相同的理论旨趣、思辩方式、形上建构，故而均表现出对性理问题的强烈兴趣。所谓一而二，二而一也。这里，例举玄学的性理学说所存在的几点不足。

反过来，朱熹认为，之所以出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的自然秩序的不位，兵乱凶荒，胎殰卵 殈的万物不育，又完全是人没有实践人的内在性理，系不中不和之所致[[21]]的结果。另一方面，理学又解决了玄学在性理哲学建构中的不足，使中国古代性理学说走向成熟和完善。

宋儒特别强调作为宇宙本体的本性与具体人物之中的人性或物性是统一的，他们说： 观万物之流形，其性则异。在玄学思潮与理学思潮中均出现了代表该思潮发展的思想高峰与代表人物，分别是西晋的郭象与南宋的朱熹，他们恰恰对性理学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杰出代表人物。

所以，玄学、理学在性理学说方面的建构过程，也可以视为中国哲学的建构过程。王弼首先倡导本末、一多、有无的本体诠释方法，建构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而性与其他范畴道、玄、一、理一样，是这个无形无名的无的指称。

所以，他在讲性即理的人格本体论之前，总要大讲一番天道阴阳、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哲学。及散在江湖，则随处而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所以他主张任其天性而动，则人理亦自全矣[[3]]由此可见，郭象的性本论哲学其实是一种人格本体论哲学，他的宇宙本体论与人格本体论是相通的，前者只是后者的理论拓展和思想背景。[[6]]吾之性是人格本体，天地之理则是宇宙本体，他强调由自我的本性中可上达宇宙本体。

性理学代表中国哲学哪些方面的精神？ 第一，主体精神。总之，中国传统兵、农、医、艺的操作实践活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反思对象，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生活实践基础，故而也就规定了传统哲学的实践性精神。

他热切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问题，包括圣人之性也包括凡人之性，但此性决非情感欲望等经验性内容，而是一个能使人进入冥物、冥极境界的所以然的本体依据，它是主宰、支配人的情感欲望的自然本体。但是，朱熹有关由人而及天的人格论，恰恰是建立在由天而及人的宇宙论基础之上。

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这些观念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性精神。

玄学的性理学说彻底抛弃了两汉的阴阳五行宇宙论，也就消解了从天到人的宇宙论模式，故而其性理学说成了一个不依托于宇宙论的人格本体论。黑格尔强调哲学是一种反思——对思考的再思考，应该说，西方哲学主要是对纯粹知识的再思考，而中国哲学则更为强调对人的操作实践的再思考，所以中国古典哲学总是体现出很强的实践性精神。现在，我们就从中国哲学的精神来考察性理学的哲学内涵。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从性理学形成、发展的角度，将玄学与理学的这种继承关系作进一步考察。

[[21]] 《中庸或问》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559-560页。[[7]] 《论语释疑》，《王弼集校释》下册，第622页。

[[12]]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67页。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究天人之际，古代哲学家们总是努力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将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

如果从这个宏大视角来考察玄学、理学的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能够使我们深一层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发展趋势与思想成就。如前所述，玄学的人格本体论面临的第一个理论困境是人性中至理与世界万物中物理的矛盾与分裂，以及在这一理论困局中所实际包含着的自然与人文的价值分裂、无与有两种精神境界的内在紧张。